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访问。这次记者团得以来访，是盟邦驻华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经过长期奋斗的结果。国民党政府长期阻挡外国记者到解放区访问，同时制造谣言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诽谤诬蔑。经过外国记者多次要求和在各种场合斗争，蒋介石为了应付美国官方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方才允许他们到延安来。但为严格控制外国记者的活动，同时指定由其官方人员带队，官方报纸记者参加（仅为装璜民主的门面，也让个别民间报纸记者随行），组成这个包括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官方领队和随员6人，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国民党官员和官方记者多系反动分子，还有临时调来冒充记者的职业特务。
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记者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在具体安排记者团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
会后，周恩来就把王震找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王胡子，今天把你找来，要给你个特殊使命，让你当几天外交官，去和即将来访的中外记者团打几天交道。”
王震对此已有所闻，笑着回答说：“我是个粗人，让我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不怕我捅漏子么？”
周恩来说：“不怕！都说你王胡子外方内圆，方者原则性也，圆者灵活性也。我相信你会善决机宜，把事情搞得很好的，捅不了什么漏子！”
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连中、美、英、苏四国领袖像如何悬挂都想到了。他说，延安交际处的同志提出一个建议，挂像的顺序从右到左：蒋介石、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表面看来似乎是蒋介石居于首位，但在外国记者眼里，恰好颠倒过来了，因为外国人的习惯顺序是从左至右。这个建议颇为机智，谁也无法挑剔。
记者团先已访问了蒋鼎文和阎锡山，于5月31日由阎锡山防地西渡黄河，当晚来到陕甘宁边区所辖西岸渡口凉水崖。这是延长县一个偏僻小村，当地政府人员帮助他们在农民家里住下。6月1日早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一批骡马来到凉水崖。
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其《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述了这次会晤的情景：
第二天早晨，一个军官带着三个传令兵来正式迎接我们。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已经从延安翻山越岭连续不断地骑了两天两夜的马，看起来他们很精神，好像在邻近的农家歇过一夜。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制服，戴着软军帽，除了领上一块朴素的红色领章之外，没有阶级的符号……
初见时，这位军官似乎并没有惊人的特征。他很少说话，非常朴实。不久我们就知道了，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里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一员经历了17年内战和抗战的宿将，在他矮瘦而精悍的身体上有7处伤疤。最初看起来他显得老练而平庸，但在我们骑马朝西向延安走去的时候，就渐渐叫我们钦佩了。打破了先前的缄默，我们发现他是很和蔼的。他对我们所带的照像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穿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
当时站在近旁的国民党官员和中国记者们，全都像一群局外人似的被冷落在一边。王震很快发现了这种尴尬局面，便摆脱外国记者的包围走过来打招呼。他们显然因为感到冷落而不快，甚至对外国同行流露了某种嫉妒的情绪。王震同国民党派来的领队、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谈了先从南泥湾开始的访问日程，在他表示同意之后，便带上他们走了。
当天傍晚到固临住定以后，谢宝樵来到王震的住处“拜访”。谈话中间，此人竟然自不量力，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势“教训”王震说：“王震将军，我久闻您的大名，对您的战功也十分钦佩。但是，我不能不向您提出忠告，您对这些外国人太热心了。您也许以为这会给你们带来某些好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外国记者是无足轻重的，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他们的一切活动均应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中间还有三位是地道的犹太人，没有品行，没有学问，没有教养。这些犹太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生活着工作着，完全是为了银元和金镑。在这些外国人面前，应该有我们和民族的尊严，应该……”
后来，王震向外国记者揭露了谢宝樵的反动谬论，惹得这些外国记者大骂谢宝樵两面三刀，搞得他十分狼狈。
6月3日，王震带领他们行经一个小镇。当地政府安排其住定后，《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独自走出住处，东张西望，按照他在重庆领受的“任务”，到处查找鸦片烟苗。他闯进一家农户询问：“有没有鸦片烟？”农民回答：“没有。”张文伯又问：“种不种？”对方答说：“不种。”他却仍不死心，独自溜进山沟，“发现”一片翠绿的青苗，自以为是鸦片烟苗。他就拔了一株，拿回去给中外记者观看，说他找到了鸦片幼苗，让大家“拍照”。大家一看，却是一株青菜的幼苗。张文伯原想就此找一点可以提供造谣、诬蔑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结果闹了笑话，自己也觉得无趣。
第二天一早，记者团的人员正要骑马上路，王震态度严肃地斥责说：“有个别记者对鸦片很感兴趣，我准备请他留下来，让他到处去走走看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王震还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如果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听到这个严正警告，张文伯吓慌了，赶快战战兢兢地“声明”：“我是与记者团一道来的，要与记者团一道回去。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他那一副窘态，立时引起一阵哄笑，这事在记者团引起强烈反响。记者团的中国记者推派了两个代表：《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和《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一起上前说情，王震才允准张文伯随行。张文伯和其他一些有意寻衅的记者，真正领教了王震的厉害，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7月25日，张文伯随记者团的中国记者返回重庆，当天夜里在《中央日报》编辑部报告陕北之行经过，说到这件事犹有谈虎色变的味道。听了张文伯对事情始末的叙述，有人说他当时处理不当：因王震并未指名道姓指出你张文伯，你何必站出来声明，这岂不是不打自招么？张文伯心有余悸地申辩说：“你们不知道，王震那双眼睛多凶啊！他说那番话时狠狠地盯着我，我深怕他把我留在延安不让我回来！”
记者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第二天，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赶来，立即接见了全体记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后便与王震和第三五九旅其他几位负责人，陪同记者团前往第七一八团参观访问。
王震对外国记者们的称赞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介绍生产不忘军训的措施，说明屯田政策是国民党停发军费、封锁边区的行径逼迫出来的，其意义不只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还要借此提高部队的实力和素质，为将来的战略反攻进行充分准备。王震还趁着外国记者的兴致，提议他们也打几枪试试各自的射击本领，并以挑战的口吻说愿与他们比试一下高低。外国记者立即兴奋得呼叫起来，随即欢跃着进入射击场，依次各打了三枪。最后轮到王震，虽比不上那些百发百中的“朱德射击手”们，但三枪积分都大大超过了所有的外国记者。外国记者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夸奖王震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是一位技术良好的战士。
记者们在采访中热烈交谈到南泥湾后的感想。尽管他们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说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在热情赞颂南泥湾的时候，外国记者无不反复提到王震，说王震个人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事物都要宝贵，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在当时、尔后撰写的通讯和书中，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王震的事迹和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大大扩展了王震和南泥湾在国外的影响。
6月9日，记者团结束了对南泥湾的访问，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记者团到延安后，具体接待工作转由边区政府交际处承担。由于王震是延安卫戍司令和延安地委书记，而且已和不少记者成为朋友，仍然十分热心地协助交际处参与安排记者团的活动。7月12日，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其他外国记者留在延安继续访问，爱泼斯坦、福尔曼和莫里斯·武道还于8月下旬前往晋绥解放区访问。
7月22日，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由团长包瑞德上校率领抵达延安，王震又参与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活动。在同他们交往中谈笑自若，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外交官”任务。
美军观察组也曾到第三五九旅参观，他们亟欲了解八路军的战斗实力。当叶剑英陪同观察组来到南泥湾时，美军军官要求和王震一起打猎，实际上要和他“比武”，试试他的枪法。他们用美造卡宾枪，王震用日本马枪。叶剑英对王震说：“你要把全身武艺使出来呀！”射猎时，王震想了一想，就请美军官们先打。这时表现出他思路的敏锐和机智：那里野鸡很多，也很机灵。他们每一开枪，全都惊飞。这样反复多次，及至王震最后举枪射击时，野鸡早已被枪声惊呆了，结果他五枪打中四只，压倒了美国军官。又提出到靶场打靶，我军官兵都参加。王震打中环数也比美国军官多，战士又比王震多，特等射手都是百发百中，美国人见了不得不服。
（本文节选自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王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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